2026年4月下旬，德国《商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翻译成中文是“没有专家，德国凉凉”。作者丹尼尔·施特尔特是德国经济界知名人士，他在波士顿咨询集团担任宏观经济学家和部门主管长达23年，专注于金融和政治经济问题。他每周在《商报》发表专栏，被列为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施特尔特在专栏中指出，德国正在输给中国，并且输得一点都不冤。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三个问题：谁来掌舵国家干预经济？中国用懂技术的人治国，德国在用谁？这些问题直击德国的痛点。
德国联邦议院的一项调研显示，81%的议员拥有大学学历，但学工程的人只占大约6%，而学法律的人数是学工程的四倍以上。德国各部委的情况也类似，高级公务员多为法学背景，理工科博士极为罕见。这种现象导致了德国工业政策的制定者缺乏工程技术背景，进而影响了工业产出。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德国工业产出较前一年下降1.1%，连续第四年下滑。汽车行业下降1.7%，机械设备制造业下降2.6%。
德国工商总会发布的报告指出，2025年工业企业破产数量超过1600家，创近12年新高。自2019年以来，工业部门已有40万个岗位流失。德国工业联合会的数据同样显示，2025年工业产出预计下降2%，这不仅是周期性波动，更是结构性困境的表现。
尽管德国政府拨出数千亿欧元的特别基金并通过欧盟层面的工业加速法案向产业输血，但施特尔特质疑这笔钱由谁来花。他认为，花纳税人的钱需要判断力、产业嗅觉和技术直觉，这些不是精通法律条文或流程管理所能替代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的观点是，资本主义每隔几十年就要经历一次秩序重构，每次赢家都是用人用得最对的一方。
就在《商报》这篇文章发表前不久，德国总理默茨访问中国后表示，德国必须付出更多努力。他在北京体验了中德合作开发的城区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在杭州参观了一场机器人格斗表演，随行企业代表私下表示“老师变学生了”。
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是实打实的工程推进。例如，中国中车的CR450动车组即将进入测试定型阶段，8英寸SiC晶圆生产线通线，总投资53亿元的项目从全面施工到建成通线仅用了11个月。新能源汽车装机量也在快速增长，2025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电驱系统装机量达989万套，多合一电驱占比33%，同比增长超过90%。
德国舆论界也开始反思自身。纽伦堡工业大学教授维罗妮卡·格里姆指出，欧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已从60年代的约60%降至40%，自身被繁复的监管体系所束缚，在中美主导的技术竞赛中“日益掉队”。她认为中国在宏观政策、产业规划和营商环境塑造上有担当，五年规划深谋远虑、精准施策。
德国不缺钱，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财政底子厚，工业遗产多，品牌信誉全球一流。然而，德国缺少的是懂技术、懂产业、懂执行的人坐在决策位置上。这种治理体系的代价正在显现，汽车行业被中国电动车反超，能源转型失败导致工业电价飙升，制造业外流明显。数字化水平在欧洲内部排不上号，政务系统甚至还在依赖传真机。
德国意识到国家必须干预经济，却没意识到干预经济需要完全不同的治理能力。它学了怎么印钱，却没学怎么花钱；学了怎么做规划，却没学怎么落地；学了怎么喊口号，却没学怎么选对人。施特尔特的文章揭示了一个倒置的逻辑：中国“工程师治国”具备系统性技术决策优势，涵盖高铁、新能源、5G等多个领域。对于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社会而言，专业治理比程序正义更重要。
德国的夜晚，柏林国会大厦的穹顶依然亮着灯。至于灯下的决议能否照亮这个国家的工业前路，还有待观察。
倍顺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